1885年秋，晚清名臣左宗棠逝世，享年74岁。慈禧太后追赠其为太傅，并赐谥“文襄”，然后让人清点遗产。结果发现遗产包括九处房产与两万五千两白银。对现在的人来说，九套房子外加两万白银可是不小的资产，那么对当时的左宗棠来说，这份遗产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虽然总数是多的，但他应得的收入远不止于此。左宗棠地位显赫，官至封疆大吏、朝廷一品大臣，不仅享有每年150两白银的基本工资，还有朝廷为了鼓励官员廉洁奉公而设立的“养廉银”，每年高达16000两白银。

此外，他还因军功获得了每年700两白银的“恩赏俸禄”，以及因兴办教育和工业而获得的每年10000两白银的额外俸禄。这样一来，左宗棠一年的俸禄总额高达二万六千两白银。

然而，尽管收入颇丰，左宗棠却并未积累下太多的个人财富。一天，左宗棠坐在书房里，仔细思考着如何处理自己的遗产。他叫来了四个儿子，对他们说道：“以后我的遗产会分给你们，每人五千两白银，剩下五千两用来准备我的丧事。”

大儿子孝威有些惊讶地说：“父亲，您一生勤勉，为国为民，难道不应该留给自己更多的遗产吗？”左宗棠微笑道：“孝威啊，钱财乃身外之物，重要的是我们为国家做了什么。”

小小的地方官，有的被查抄出“十万雪花银”，而左宗棠留给后代的遗产只有二万六千两白银。这就说明了，同样是当官的，目标不一样，留下的钱财也就大不相同。贪官们一心想着捞钱，所以遗产一大堆。而像左宗棠这样的好官，心里装的是百姓，所以遗产就少得多。

话说回来，有人认为九套房产价值很高，其实恰好相反。他在长沙司马桥的住宅是由骆秉章和胡林翼各出资五百两购买并赠送给他的，加上儿子孝宽花费了二千两的装修费，总值三千两。第二套是邻居戴敬堂的房子以及长沙府城隍庙的一块地基，共花费了三百两。

左宗棠在湘阴拥有的房产也并不豪华，三处房产：柳庄田屋、石湖田屋、板桥田屋，每处房产都很朴实，加起来的价值也不过一千两白银。一天，左宗棠叫来了管家，商量起购置墓地的事情。左宗棠对管家说：“我打算在湘阴板石坳为夫人周诒端购置一块墓地，那里风景宜人，适合安息。”管家点头道：“老爷，那边的地价还算合适。”

左宗棠沉吟片刻，又说：“另外，我想为长子孝威夫妇在天鹅池附近购置一块墓地，还有在河西再买下一块墓田，作为家族的长久之地。”可见这房产并非全部是住所，还有为家人考虑的深情。

左宗棠遗产不多是有原因的。当时清廷衰弱，朝中的某些官员如李鸿章等人并不支持左宗棠收复国土的军事行动。所以他经常自行筹措军费，还自掏腰包来补贴军需，但常常杯水车薪。

1880年5月的一个清晨，左宗棠，年近七旬骑马离开了肃州（今天的酒泉市），身后紧跟着一队整齐的骑、步兵。在这支队伍中，一辆马车上载着一口厚重的黑色棺材，这是左宗棠为自己准备的。他此行的目的是收复被沙俄侵占多年的新疆伊犁，有埋尸战场的决心。

出发后，左宗棠常常在军帐中愁眉不展，他的副官走进来询问：“大人，您有什么吩咐？”左宗棠叹了口气说：“军费紧缺，如何是好？”副官建议道：“大人，不如向朝廷请求增拨军费吧。”左宗棠摇了摇头：“朝廷如今国库空虚，哪里还能拿出多余的钱来。”

不久后，左宗棠的好友胡雪岩来访，两人在军帐中商议筹款之事。胡雪岩最终帮助左宗棠从英国汇丰银行借到了合计1375万两白银的款项。左宗棠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西征之路充满艰难险阻，人人望而却步，但我必须一力承担。我这样做，是希望受尽苦楚，为子孙留下一点福泽，也为世人留下一个榜样。”

话说了解一个人最直接的方式是观察他身边的朋友。左宗棠广交良友，其中有一位名叫彭玉麟的义士，他以“三不要”而闻名——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局势紧张。彭玉麟虽然本可以安享晚年，但他主动请缨担任兵部尚书一职，抗击法军，左宗棠也是这样的人。

子女教育最能直接看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历史资料记载，左宗棠一共留下了163封家书，其中大多数内容都和教导子女“一介不取，一尘不染”有关，并且左宗棠自己也常说：“做官不要钱，乃本分事”，他告诫子孙：“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

左宗棠之所以能够克己为公、不贪图钱财，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出身和人生经历。他出生于并非显赫的家庭，但“耕读传家”，他6岁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15岁便在县试中夺魁，之后更是顺利通过府试成为秀才，并在20岁时考中举人。后面次考取进士未果，多年沉寂，反而促使他明确报国志向，后面得到机会，自然全力以赴、倍感珍惜。

左宗棠一生没有过大办寿宴的记载。在他六十岁那年，次子孝宽为了庆祝父亲的寿辰，特意在长沙司马桥的老家装修房子，想要给父亲一个惊喜。孝宽精心策划，花了两千两银子进行装修，希望能让父亲在寿宴上感到欣慰。

然而，当左宗棠得知这件事后，却大发雷霆。他认为孝宽此举太过奢侈，与他的节俭家风背道而驰。左宗棠对儿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在国家和百姓都面临困难的时候，作为家庭成员更应该以身作则，厉行节约。

左宗棠每年数万养廉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捐赠给了社会，或者用于急需的国事开支。在没有任何回报，且无人监督、无人点赞的前提下，这是私德中的“慎独”。

相比之下，李鸿章遗产达千万之多，实在是难以想象。因为李鸿章在世时积累了大量的不合法收入，当时的舆论对此颇有微词，这也成为了后世流传的一句话：“宰相合肥天下瘦”。毕竟除了他担任督抚期间每年四万两白银的固定收入外，其余的财富很可能涉及贪污。

据相关传记记载，李鸿章的家产超过了一千万两，加上家族兄弟的财产，总计约有两千万两。容闳提到李鸿章的遗产达到了四千万两白银。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有七十万两，而他麾下的淮军将领中，郭松林的遗产更是高达四百万两白银。财富都连带亲友得利，可想而知。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去世，享年74岁。在他曾任职过的陕西、河南、福建等地，许多人纷纷前往当地的祠堂表达哀思。在他的家乡湖南，几乎每家每户都悬挂起了白色的悼念旗帜。

有人曾这样评价左宗棠：“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他大器晚成的一生，却扭转了国土破碎的局势。他去世前意志不清楚，还是爬起来喊着“娃子们，今天过年，法国鬼子要来打福州，料理好裹脚布，跟我打法国鬼子去。……老穆老穆，跟我渡海到台湾。”拳拳报国心，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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